国男的共情能力

3月16日，美国亚特兰大郊外的两家spa、一家按摩店发生枪击案，8名受害者倒在血泊中，其中6人是亚裔女性——有4人是韩裔，1人是华裔，另一位冯姓女子尚未确定是否华裔。

凶手是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，被捕后他辩称，自己此举并非出于“种族歧视”，而是因为“性瘾”——但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的一点是：4名韩裔受害者分别为51岁、63岁、69岁和74岁，华裔谭姓女子49岁，冯女44岁，另两位非亚裔的则是33岁的女性和54岁的男性。

BBC和CNN的报道中都指出了一点：当地警方现在高度警惕针对亚裔的仇恨性攻击行为，因为很多人将新冠流行归咎于是亚裔（特别是华人）传播开来的。也有人警觉美国极右翼文化中对亚裔女性的物化——她们常常被设想为是被动的、妖媚的、异国情调的，投射着白人的东方主义想像。因此，亚裔女性承受的乃是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。

豆瓣上一位身在美国的“迦南如意”说，她自己在过去五年里就遇到过不少种族歧视，还曾被当街骂virus（病毒），但这次枪击案发生后，

有时候我都觉得一些国男是另一种生物，那天转到一个本校博士群，男的一个比一个风凉话说得多，说什么不一定是hate-crime，可能是因为什么按摩店打擦边球的有别的梁子。反倒是姑娘们互相支持，提供不少有效信息。

在惨案发生后，全美各地都爆发抗议，不同肤色的人都站出来反对这种针对某一族裔女性的残暴之举，为什么身为亚裔的华人男性反倒会对此漠然置之？

对他人痛苦的共情不是凭空产生的，那势必需要一种连带感：“姑娘们互相支持”，是因为她们深知自己就是仇恨的目标；而国男们说风凉话，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觉得，“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”。

1755年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，无数人流离失所，但在巴黎，人们仍然在跳舞。伏尔泰因此清楚地意识到，如果不能意识到“他人的处境，也极有可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”，人们是很难产生共情的。

也因此，像因果报应这样的传统观念能最强有力地阻止人们共情，因为沉浸在这种信仰里的人，在看到他人的悲惨处境时只会想“此人前世必有许多罪孽要赎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还要同情他？那都是他自己前世造的孽。很自然地，这会让人将任何现实合理化，并对自己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心安理得。

苏珊·桑塔格在《关于他人的痛苦》中曾说，“只要人们感到自己安全，就会冷漠”，因而那些处境安乐的人“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，既可做、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”。

尽管在这次枪击案中，唯一的幸存者埃尔卡斯·埃尔南德斯·奥尔蒂斯后来回忆，凶手叫嚷要“杀光所有亚洲人”；但那些认为这未必是hate-crime、暗示按摩店打擦边球惹下麻烦的国男，却显然相信，那些受害者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类别，因而“她们”会出事，但不会轮到我头上。就像纳粹时代的德国人，不是不知道犹太人的处境，却极少声援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作为“守法的体面人”不会有事的。

由于在国内的两性结构中，男性往往处于更优越的位置，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更多享有权力感和安全感。贺萧《记忆的性别》发现，相比起女性，中国的男性更容易认同主流话语。

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共情能力，但这种共情很特殊——我称之为“对权力的共情”：他们很容易代入掌权者的视角，强调“当家”管理的不容易，又或种种管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的。这样一来，那么现实机制就都显得没什么问题，如果你有问题，那你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。

有时乍看起来，他们也会有一种锄强扶弱的英雄气概，但正如我此前就在《把女人当人看》一文中说过的，这种对女性受害的愤激，实际上是由自居的“责任感”所激发的：

当外族人强暴中国女性时，这一个体就成了国族受辱的象征，尤其是对男性的羞辱，暗示他们没有能力“保护自己的女人”。因此，真正激怒这些男性的，并不是女性自身的遭遇，而是对男性“责任”的损害。

在美国社会，华人男性本来就缺乏性魅力，不像女性还能通过婚姻攀升（marry up），因而就像周蕾等学者早就指出的，美国的华人男性对女同胞会滋生一种酸苦而微妙的厌女心态。

在本案中，那位确认身份的华裔谭姓女子就是出生于南宁，在嫁给一名美国人后移民，她正是事发现场之一的杨氏亚洲按摩中心（Young's Asian Massage）店主。说“按摩店打擦边球”的人，显然是隐指这类场所提供软色情服务才惹来麻烦。

这种道德指控也与国内那种“指责受害者”的舆论环境一致：或明或暗地指控其遭遇是因自身做法所导致的——例如你被骚扰只是因为你穿得太暴露了。这就回避了对现状的反思和批判，何必呢？对一个认同现实的人来说，批判现实就相当于批判他自己。

不难想见，一个越是习惯身处社会结构中主流位置的男性，就越是难以对边缘群体产生认同和代入感——相比起女性，他们更难接受自己属于边缘群体的一部分，因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中，承认自己可能成为受害者，就是承认了自己是弱者。

问题是，在美国社会的语境下，这其实是一种错位的心态。《传统的发明》曾不无嘲讽地说，“在非洲，没有哪个白人农民将自己看作是农民”；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，在心态上仍保持了原有的惯性，不习惯自认是少数族裔。在这一点上，原本就身处边缘的女性倒还更容易适应一些。

虽然这次事件是发生在美国，但这种心态所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社会的特征。“对权力的共情”所对应的便是一个权力等级的结构，它带来好坏参半的双重结果：既激励人们奋力向上流动，同时却又阻碍人们代入、认同弱势群体。

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中，身处安全地位的人才会产生一种致命的幻觉，以为自己可以幸免而不会成为受害者。但是，“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，它就是为你而鸣！”